汪萍教授，196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同年支边到内蒙古工学院机械系（现内蒙古工业大学机械学院）任教，是我校机械学科的首批硕士生导师，曾担任机械原理与零件教研室（现机械设计部）主任，是机械原理与零件系列课程奠基人之一。执教四十三年兢兢业业、严谨踏实，从未离开教学一线，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课程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为机械基础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团队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1960年秋天，阳光和煦的清晨，一列用蒸汽机车头牵引的火车拖着浓浓的黑烟，呼哧呼哧地驰进了呼和浩特车站。这就是我此次旅行要奔赴的目的地。
我是刚刚离别了我求学的母校西安交通大学，背向着家乡江南姑苏的方向来到这里的。当时这塞外名城的车站虽然很小，但是却显得十分整洁和宁静，并不像我见到过的许多内地大城市车站的那种喧闹和杂乱。我沿着那铺设砖块的月台长廊缓缓走出车站，见到的是一片栽种有许多高大树木的站前广场，从高高的树梢上不时传来乌鸦的鸣叫声。那时的呼市尚未开通公共汽车，我只能雇了一辆三轮车，驮着我的行李，在宽阔而又相当荒芜的砂土路上七摇八晃地向地处麻花板村的内蒙古工学院行进……
这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情景了。面对着离我们远去的日子，不妨回忆一下当年内工大人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也许对现在的年青人有所启示和教益，也作为内工大真实历史的一种记录吧。
艰苦而快乐的生活
我刚来内蒙古工学院工作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处于经济建设严重受挫、人民生活十分清苦的困难年代。
这所1958年由呼和浩特机械制造高等专科学校改为五年制本科高等学校的大学，我曾见到过她建校时宏伟的规划——沙盘模型，那是一所要在几年内发展成为具有万人规模、校园美丽、设施齐全的高等学府。然而，在建校二年后我去的时候，仍然只有旧时留下的几幢灰砖或红砖的小楼和一排排用作实验室、办公室和家属宿舍的低矮平房，余下的或是只建了一层的“烘尾楼”，或是菜地、猪圈、马厩和杂草丛生的荒地。这既是那个时代经济萧条的象征，也可以说是“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留下的遗迹。这种校舍的景况，除了后来加盖了两个简陋的平房合班教室外，基本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较大的改观。
那时师生的生活都十分艰苦，说是在半饥饿状态下受煎熬一点也不过分。我刚来校报到后不久，发生了一起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因误食苍籽而中毒的事件，这就是因为学生饥饿难忍而以此种野草籽充饥而引起的。当时的教师年轻人居多，每月28斤定量的粮食在副食品极为匮竭的情况下怎能填饱肚子？于是教师们想出了许多无可奈何的穷办法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把泥土抬上楼，在办公室里辟出几平方米的“自留地”种上芹菜，作为补充维生素的来源；去杂货店买点麸子酿成的酱油，兑上开水冲汤喝，以灌满肠胃；在澡堂的外屋置了些木架和铁皮容器来培植所谓的“人造肉精”，以增加“营养”。食堂员工们也为师生的饿肚子着急，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把糖厂里压榨完糖分后的甜菜渣子拉回来，漂洗后当馅做成月饼，一两粮票可买四个大月饼，还颇受大家的欢迎，尽管毫无营养可言，可毕竟填塞了空空的肚皮。
有一次晚餐至今令人难以忘怀。那是冬天一个停电的傍晚（当时经常停电），早就饿得肚子直叫的我们终于挨到了开饭的时间，高高兴兴地拿着碗筷去食堂就餐。走进昏暗的食堂，只有在卖饭的窗口飘忽着几支忽明忽暗的蜡烛，当我排着长长的队伍到达窗口时，只买到了一个号称三两重的小窝窝头，在那底朝天倒锥形的锅儿里放有几根咸菜丝。这点饭没几口就三下五除二地咽下了肚，拿着空碗回到宿舍，没等到午夜就被饿醒了。窗外是月黑风高，肚中是饥肠辘辘，真是一个难眠的夜晚啊。
然而，就在这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尽管教师们大多面带菜色，甚至因喝饮酱油水过多和营养不良而产生局部或全身性的浮肿现象，可大家在这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里却依然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那时候，除了少数几位老教师住在家属宿舍外，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快乐的单身教师，集中住在五号楼的二、三层。每当晚餐过后，是大家感到最轻松、惬意的时段，三五成群地进行着各种活动：有的在楼下空地上打羽毛球，有的钻进了工会的乒乓球室，有的漫步于校园谈心，有的留在宿舍里议东论西。到处飞扬着欢声笑语，遍地洋溢着浓浓的友谊和深情。直到夕阳西沉，屋里的灯光亮起，一切又归于宁静，夜间的备课和答疑等工作又紧张地开始了。
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又是大家欢聚一堂的开心时刻。那时的教师都是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有来自京津的，也有来自东北、江浙、上海和福建的。人逢佳节倍思亲，在这种时候，我们虽见不到亲人，但喝着凭票供应的薯干酒，吃着大家围聚在一起自己包的饺子，其高兴劲儿就像亲人团圆一样，一点儿没有寂寞和孤独的感觉。
笃诚和执著的追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尽管国民经济萧条，人民生活艰苦，但工学院的教师们对待自己的教学工作还是那样的认真负责，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同志们对内蒙古教育事业的这份笃诚而执著的追求，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而减弱。
我所在的机械原理及零件教研室当时有十位教师，承担本科生三年级的相关课程教学工作。因为是首次开课，大家都缺乏教学经验，所以我们当时不论是老教师还是新教师白天一律都在教研室里集体备课，一起讨论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共同研究教学方法，探讨业务内容，切磋授课技艺。在办公室里写讲稿、画挂图、听试讲、议教案，气氛十分热烈。
有一次，我为主讲教师设计了一幅教学挂图，与老教师一起研究完再画，画了再研究，反复修改了三遍才完成初稿，然后用墨水认真仔细地描绘和上色彩，竟连续用去了三天的时间，目的是在上课时使学生能用最短的时间去正确、清晰、明了地理解所讲解的授课内容。在课程辅导工作中，为了练好教学基本功，我不仅做完了现用教材上的全部习题，而且将几种主要教材和习题集的近千道题做了解答。对课程设计四种类型的题目也做了标准答案，描晒了蓝图，编写了计算说明书。为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上课当天晚上都要到学生的几个自习教室去答疑或质疑，所以师生之间十分熟悉和融洽，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发现和解决，这就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后来，教研室把课程主讲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更是利用了包括业余和休假的全部时间来钻研大纲、深读教材、反复修改讲稿，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演练和试讲，以确切地把握课程进度和耗时的情况。
当时的老师们绝大多数都是这样认真负责地工作着，有不少老师比我做得更多、更好。大家之所以这样不顾身体的虚弱和生活的艰苦而不辞辛劳地努力奋斗，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困难总会过去，光明和希望就在前头。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内蒙古各项事业的繁荣都迫切需要建设人才，而人才培养的重任正是落在我们的肩头。
艰难而顽强的科研起步
科学研究，这本是高等学校教师理应承担的一项工作。从教学中去发现学科范围内尚待研究的问题而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反过来又将科学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教学中去增添新的内容，如此循环反复就是常说的教学促科研，科研带教学的螺旋上升原理，也是高校中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科学辩证关系。
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校的科研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刚成立不久的新院校，甚至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当时学校的科研并没有建立开题立项制度，也没有经费上的分毫资助，仪器设备又十分缺乏和简陋，科研条件确实非常差。更令教师们心里七上八下的是有一种莫明的阴影笼罩着科研的开展。一是说当前的教学还尚未过关，搞科研是“不务正业”；二是历次的政治运动把人们弄得心惊胆战，怕搞了科研被戴上“白专”的帽子，被当作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来批判。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转动的，科研的脚步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挡。尽管老师们承受着无形的压力和重重的顾虑，科研的激情依然在人们心中艰难而顽强地涌动着。
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到科研小组里是在1962年。那是由电机系几位老师牵头邀我参加的一个项目，研究的是一种新型的无级变速电机。但是在那种条件和环境下，研究进展得十分缓慢，时断时续。过了一年多正当研究开始进入关键阶段的时候，突然要求全院师生分期分批地下乡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称为“四清”运动），于是只能停下来。“四清”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时连课都不上了，何况是科研？这项科研也就毫无成果地夭折了。我系机制工艺教研室的老师们也曾进行过数控机床的研究，这在当时的国内是属于起步较早的，但由于同样的原因，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七十年代初，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人们实在是已经厌倦了那种成天举着小红本念语录，打着小纸旗上街呼口号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闲聊天的生活，真想痛痛快快地干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不久，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学校复课，校园内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和朗朗读书声，与此同时科研也悄无声息地开始。我和其他几位老师开始了机床中三轴滑移机构的研究，在连续几年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来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上，这一项目的成果获得了集体奖，随后又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奖励。这是我们在科研艰难起步中的一个突破、一次胜利，也是首次被公开肯定和褒奖的一项科研成果。
十年动乱结束，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了。从此，学院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开创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人们思想上不再有顾虑，手脚不再被束缚，科研经费上也逐渐获得了一定的资助。我和我的同事们又开始了新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带着一些优化设计方面的成果走出校园参加了国内的有关学术活动，得到了专家和同行们的肯定。后来，与国内的兄弟院校合作承接了两项国家六五期间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并陆续主持了许多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课题。科学研究，就像开了闸的洪流一样，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地蓬勃发展着。
岁月流逝，时光荏苒。尽管今日的内蒙古工业大学与往昔的内蒙古工学院已不可同日而语，条件和环境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变化，但那个年代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仍然值得人们缅怀和发扬。
